明代刻书业发达，官私刻书数量很多，分布地区广泛，印刷工艺水平也有明显的进步，刻书价格比较低廉，这有利于图书的流通和收藏。因此，明代除官府藏书外，私人藏书也特别兴盛，远远超过了国家藏书，有些私人藏书家还提出了系统的购书、鉴别、收藏理论。
第一节　官修史书的优势
明代官修的书籍，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有二百多部，尤以明朝前期为多。其中官修史书关于本朝史事的，以《实录》和《大明会典》最为重要，关于前朝史事的以《元史》较有价值，另外还有数量繁多的志书。这些史书的纂修，虽也存在不足之处，但仍然显示出官修史书所具有的优势。[1]
一、修史制度的变化
我国自汉朝以来，历朝都十分重视本朝史的撰述，不仅有起居注和日历的修纂，还有纪传体国史的编修，并有专门的修史机构。最晚到西汉时，便有了史官记录帝王每天言行起居以及军国政务处置情况的“起居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的撰修已相当普遍。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起居注，即使一度“篡夺”东晋政权，在位时间不足半年的“楚帝”桓玄，在兵败西逃，身陷绝境之时，还念念不忘“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不遑与群下谋议，惟耽思诵述，宣示远近。”[2]此后，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诸代，起居注的撰修沿袭不改，形成定制。日历是在起居注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日月为序撰修的一种史事长编，始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此后直至元代，都有日历的撰修。起居注和日历的撰修为实录和纪传体国史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