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贝马斯的学说，旧制度向现代国家过渡时，君主与臣民、信仰与救赎的关系为代议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取代，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共存模式。社会力量表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行业协会、农业团体，追求真实，勇于批判，在争论中谋求共识。与此同时，专制权力向代议制过渡，对自由观念的压制和暴力执法消失了，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有了新职能，专注于公共事务管理。所以，现代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社会机制对权力的制约。18世纪的法国，有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对于现实的混乱却未有可行的见解。1787年，塞拉那发现健全社会依赖于人与人的信任，以及人与社会的融通：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不只属于自身，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一天他通过施展身体力量、精神美德和心中的智慧而成为社会的支柱、荣耀和欣慰。[430]
旧制度覆灭前像是毁灭一切的战场，廷臣、教士、军人、法官、哲学家相互轻视，各自聚集志同道合者，沆瀣一气。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到处是小团体，宫廷也如此，蓬巴杜夫人有自己的小团体，王后有，国王也有，包括拉瓦列（La Vallière）公爵、苏比斯（Soubise）王子、舒沃林（Chauvelin）侯爵、里维里（Livey）侯爵夫人、米莱波（Mirepoix）将军夫人等。[431]在公共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识处于荆棘丛里，不敢向前，不敢向后，也不敢向上生长。一个人到老是个局促的孩子，孤立地活着，相互间没有情感认同，也没有平等交往的可能。贵族仰赖王权，文人寻求贵族的荫护，普通百姓面对教会与世俗权力机构（宗教裁判所、警察、监狱）时心存恐惧，不仰庇于他人者极少，一幅小人物屈服于大人物的风俗画。那些有人道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的人受到监视，美德与智慧在僵化的体制里被冷落，受侮辱或囚禁，对于明显的社会问题的批判被视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