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后，谶纬神学、灾祥说的天人感应理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理学家从理的高度分析历史的问题，不满意谶纬神学对历史变化所作的粗鄙解说。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否定天命论，但分析历史的兴亡，很少谈天命，不赞成以灾异说去牵强附会地解释历史的变动，认为言灾异须达理。这是大多数史家解说历史的理论。相比较，史学家在肯定天理对历史支配的同时，对天命论持保留的同时，又强调人事的作用。用欧阳修的话说，是：“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25]
理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另一个表现是理学观点反映到史书编纂的思想上。这种效应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法、史例，二是史书编纂体裁。
这里要提到两宋的《春秋》学。理学家对《春秋》的解释和研究，形成《春秋》学。它对史学的影响可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所谓的《春秋》的褒贬笔法。这一点也不完全是宋人的发明，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更加突出这一点，从而形成一种思潮。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寓褒贬，甚至认为《春秋》中字字有褒贬，句句有圣人的用心。二是所谓的正统论，写史书要严统闰，别夷夏。与前二者有关系的是所谓的《春秋》义例。史家很重视史例。吕夏卿作《唐书直笔》，系统解释《新唐书》的史例。徐无党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着重发明《新五代史》的史例。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尹起莘等发明朱子的一套史例。当然，这些史例不一定合乎史书的本意，他们立凡例，力图把理学思想渗透到史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