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贞元二年春，关中的饥荒进一步加剧。于是德宗不得不下诏紧缩朝廷开支、军马粮草。但杯水车薪之举实在无法缓解险情，所谓“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91]，禁军的军粮问题解决不了，京师的危机就不会解除。于是中央急令南方各道转输漕粮入京：
诏浙江东西，至今年入运送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及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92]
当年夏季，由于漕粮未至，关中仓廪竭，军士已露哗变之态，
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93]
若无韩滉的及时运粮，又一个泾师之变恐怕就近在眼前了。而在“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94]，由江淮转输至长安及河北的米粮总计约二百万石，创下了唐代历史上南粮北运的最高额。[95]如此大功，德宗自然不忘赏誉韩滉，史称：
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