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境况（而且确乎也有较相似的境况）也会出现在伦理学中。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只要一个人是用某种特定的道德法典来约束自己，那么，除了在这种道德法典内将其行动与社会实践（或原则）联系起来之外，就不可能为行为找到更为普遍的“理由”了。假如有一个天文学家，他正在探讨在非欧几何学的理论框架中外层空间的光线问题。如果有人问他，凭什么说外层空间的光线是直的，他只能回答：“哦，它们就是直的。”同样地，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人都要信守承诺，那么我所能说的就是：“哦，人就是应当信守承诺。”在某一特殊的科学理论的框架内，人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这真的是（正）直的吗？”但对于（正）直的标准本身是不能提问的；在某种特定道德法典的框架内，人们可以对许多个人行为提出质疑，提出诸如“这样做正当吗”一类的问题，但对于正当性的标准本身却是不能提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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