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0页。
[2] 郭沫若：《序我的诗》，见《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213页。
[3]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57页。
[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第178页。
[5] 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第217页。
[6] 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4页。
[7] 鲁迅：《阿Q正传》，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3页。
三、英雄崇拜中的“贞女牺牲”
古典小说与戏曲中的“忠奸对立”，还常常与“贤臣昏君”模式融为一体。因为奸佞小人不仅是忠良之士们的对立面，还要成为君王罪过的替罪羊。“奸佞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君王昏聩的时候，为君王承担罪责。”[1]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集权主义时代，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帝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封建伦理中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过错的，因而古典戏曲中的政治悲剧一般离不开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忠臣为善，奸臣为恶，皇帝善而起初受蔽，最后去蔽。”[2] 在这种模式中，帝王的“最后去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天道”的正常运转。然而正因如此，使得中国古典政治悲剧避开了悲剧意识最本质的精神内涵：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从这一点上说，《屈原》大大超越了古典戏曲的悲剧意识，作品中的楚怀王不仅凶残无比、专横跋扈，而且昏聩无能，丧失了起码的决断能力。但在《屈原》对历史伟人和英雄的赞颂背后，却隐含着另一种难以为人察觉的潜在危险：以对历史英雄和历史伟人的崇拜取代了古人对封建帝王的膜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剧中主人公与叙述者融为一体时，这种对剧中主人公的赞颂与讴歌则可能转化为叙述者乃至作者本人自我意识的膨胀；而当这个“自我”自以为真理在握、并自诩为某一历史理性的代言者时，那么新一轮的历史悲剧又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作家让屈原反复吟诵的一句台词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虽然只是一种悲愤的抗议，但也足可看出屈原差不多是以“整个儿的楚国”自居了，这固然与古代帝王的“朕即国家”有本质不同，但也潜伏着不言自明的巨大危险性。在第五幕的高潮部分“雷电独白”中，屈原呐喊着“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同时，突然又有这样一句自白：“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可见无论是在屈原还是在作家心中，“我的意志”与“宇宙的意志”已经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但不管是“我的意志”顺从了“宇宙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代表了“宇宙的意志”，那种唯我独尊的自我崇拜意识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