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首先，他身为万人之上的皇家贵胄，颐指气使几乎是其本能，从而形成了他性格中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其次，从小的孤独寂寞和缺乏母爱的成长历程又养成了他敏感多疑，常常因内心深处的患得患失和过分自恋而造成极度的病态自尊。后来，他在历史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出尔反尔，既一意孤行又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臣子们身上，这些都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这种性格对普通人来说也是灾难性的，何况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无法随意出入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常派人到宫外采买物品，然后仔细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把它看作是美德的象征。尤其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清代道光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道光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表面现象来断定其清廉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因素。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大明王朝的血脉，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