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深刻认识到这种颠倒了的“知行观”的危害后,就以大无畏的精神把它重新矫正过来。他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3]。主张“即行即知”[4]。陶行知认为,先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人类和单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5]他是十分强调“行”、“做”、“生活”对于“知”、“学”、“教育”的决定作用。不仅如此,陶行知还以为“行”也是“知”的目的和归属,行动所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为着“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6]而要达此目的,只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一次反复是不行的,必须要经历“行知行”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于“行”与“知”范畴间关系的新论述,不只是一种认识路线上的转变,而且是一种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正如马克思的辩证法之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是一种立于实践基础上的革命的改造。这一转变同时表明,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发生了质的飞跃,渐渐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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