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利科的作品时常传递出这种意境，特别是通过精准的构图与光线处理，为眼前所见的世界赋予新的秩序——这是意大利大小城镇中迸发出的第二波创作高潮，宛如一个世纪前乔托与杜乔时代留下的悠远回响。除了安吉利科修士，另外四个人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建筑家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雕塑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与多纳泰罗，还有画家马萨乔。在数学与几何学的基础上，他们发展出制图、绘画和建筑的全新技巧，并追随着彼特拉克的脚步，糅合了当时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日益深刻的理解。他们都在佛罗伦萨居住与工作，这里也逐渐发展成意大利本土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尽管比不上威尼斯的强盛，却是毋庸置疑的艺术之都。
▲　《天使报喜》，安吉利科修士，1425——1426年，杨木板蛋彩画，190.3厘米×191.5厘米。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这股创造力的洪流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为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i）建造的“圆顶”，也就是穹顶结构[285]。正如帕提侬神庙是古希腊的象征，布鲁内列斯基的穹顶也是佛罗伦萨城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它寓意着浩瀚无际的想象力与蓬勃激荡的雄心。当时许多教会官员认为，布鲁内列斯基提议建造的穹顶结构缺乏传统脚手架结构的支撑，根本不可能建成。而他最终获得了成功，也证明那些质疑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