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任何人提出的一个主张看成是对我的团体身份的威胁时，我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说是义务，不能让它变得毫无反应。正如我所说过的，甚至在相对琐碎的案例中，我也感受到那样一种欲望。然而情况常常是，尤其在一些不平凡的案例中，一种特别有效的反应形式（对“反话语”的反应）会对非正式的政治制度的限制提出挑战，它主张，不能要求人们去接受那样一种制度，该制度允许其他人已经做过的事，从而要求改变这一制度，以便它禁止那些行为，而且是以宽容本身的名义。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模式。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大学为要求演说的抗议者所困扰，这种要求是由那些智商研究者例如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威廉·斯科克利（William Schockley）所提出的，但被取消。他们的理由是，允许大学生演讲会促进他们的理念的传播，因而会促进采用那些对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有害的教育政策。表面看来，这一要求似乎是不理性的，因为这些抗议本身给演讲者带来了比他们可能预期的更多的听众。但由抗议者所引发的争论也为其对手带来了更广泛的听众。因为“言论自由”正在受到挑战，市民中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不论是与抗议者比较友好的，还是不那么友好的，都加入到了辩论中。许多学校都折腾了一番，结果极具戏剧化和情绪化，也提升了新闻媒体覆盖率，他们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让人深感苦恼甚至令人愤慨的社论。对流行的宽容规则的挑战无论是否具有任何理论意义，但它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确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