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深叹”，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